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经济的发展超出了预期。虽然2009年德国经济也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而陷入严重衰退，经济增速下滑4.7%。但此后德国经济强劲反弹，2010 年和2011 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6%和3%。经过连续两年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危机前2008年的水平。得益于经济增长的良好表现，德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减小，2009年和2010 年这一比例为3.2%和4.3%，2011 年仅为1%。目前，德国经济总量约占整个欧元区的1/3，德国在欧元区的“火车头”影响越来越明显。

 

德国经济政策取向及特点

 

当前，德国的经济特点主要是靠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关注困难群体和短期工，致力于促进全面就业等。

 

———反周期政策：把握政府干预尺寸，致力于激发微观经济内生动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纷纷祭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大旗，比如美国的8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等。为克服经济衰退，德国政府制订了两套振兴经济方案，计划投入财政资金1200亿欧元，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努力减少政府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引导增强经济的内在动力。在2009年和2010年，德国实际投入的资金仅为800亿欧元。

 

一方面，德国的振兴计划旨在拉动内需，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据慕尼黑经济信息联合会的学者介绍，在2009 年的500 亿欧元的刺激政策中，直接投资仅130亿元，其他的资金主要用于对中小企业减税、降低法定医疗保险费、推动汽车以旧换新等，为刺激微观经济活动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在经济稍有好转就及时制订退出策略。2009年6 月，德国政府颁布的《新务限额》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最迟要在2016年将其预算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35%以内，为此必须从2010年起每年从联邦预算中砍掉100 亿欧元。通过补贴微观经济活动、减少政府债务，德国联邦政府向市场发出了强烈信号，增强了投资和消费的信心。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德国的经济增长开始由过去的主要靠出口拉动，转变为主要是靠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作为传统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德国几十年来贸易出口额高居世界第一，直到2009 年被中国取代。到2011年，德国出口仅增长0.8%，而私人消费扣除物价指数同比增加1.5%，为5 年来的最高峰；投资增长6.5%，其中设备投资同比增长8.3%，建筑投资增长5.4%，内需拉动已然超过了出口拉动。

 

———产业政策：抑制金融和房地产泡沫，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

 

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冲击下，德国实体经济没有受到明显影响。2011年，德国各行业中增长率最高的是加工工业，增长率为6% 其次是面向企业的服务业，产值增长3.9% 第三是商业、交通和餐饮宾馆等服务业，产值增长3.7%。这与德国专注发展实体经济，并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不无关系，比如，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能源结构调整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等。除此之外，德国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政策对于抑制泡沫、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也是功不可没。

保持物价平稳、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是从宏观上抑制泡沫、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鉴于德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两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德国人把维护物价稳定放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位置。为防止货币政策受到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1957 年德国颁布《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联邦德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任期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通过这样一个中央银行机构，力图在全国范围内能稳住金融市场，保持货币稳定，以稳定物价。欧元区成立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基本照搬了德国的央行体系，仍然以维护物价的稳定为第一目标。德国政府更是严格执行低通胀政策，通货膨胀率低于其他欧美主要发达国家。2009年，德国物价上涨指数仅为0.3%，2010年为1.1%。稳定的物价水平，向市场提供了稳定的价格预期，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房地产泡沫是侵蚀实体经济发展根基的主要因素。在德国，房地产行业很少有投机行为，过去十多年德国房价虽有波动但总体比较稳定。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把保障居民住房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作为德国政府制定所有房地产政策的核心出发点。可见，房地产在德国首先是社会福利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才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商业行业。围绕这一价值目标，德国制定了世界上最严苛的房地产开发、建设和销售法律法规，对房地产市场实行严格的监控。比如，德国法律规定，如果地产商制订的房价超过“合理房价”的20%为“超高房价”，则构成违法行为；如果地产商制订的房价超过50%为“房价暴利”，则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可以判处三年徒刑。在政策制度约束下，房地产缺乏投机的土壤，资金向投机领域流动的机会大幅减少，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健康的市场环境。

 

———就业政策：关注困难群体和短期工，致力于促进全面就业

 

就业率是德国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经济指标。近十年来，德国大力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德国经济增长、政权更迭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哈茨改革”是众多改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套方案。2002年2月，施罗德政府针对失业人口实施救济、培训和促进再就业的社会福利方案进行改革，并以大众公司时任经理Peter Hartz为智囊班子领导，因此这一改革方案以Hartz（哈茨）命名。从2003年到2005年，Hartz一共提出了四项法案，即从Hartz I方案到Hartz IV方案（也称哈茨4号方案）。哈茨4号的大致内容是，只要在过去3年内缴足12个月以上的失业保险，即可在非自主失业时申请第1类失业金，额度为个人失业前净工资的53%—57%；若至最高期限仍未就业者，则可申领第2类失业金；此外，低收入者也可适用失业金申领。同时，面对危机以来的严峻就业形势，德国政府制定实施了企业雇佣短工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更多地创造临时工作岗位。比如，当雇主选择短时工作而非解雇人员时，雇员工资的60%或67%由政府来支付，企业为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障费也由政府给予50%～100%的补贴。2009年，德国劳动服务局共为短期用工支付补贴50亿欧元，挽救30万个工作岗位，共有22%的企业使用了这项补贴。同时，为扩大就业，政府对一些服务性强，如对环境卫生、建筑工程、社会服务中的某些岗位提供工资补贴，特别鼓励那些长期失业者从事上述工作。从哈茨4号方案、短期工政策可以看出，德国就业政策更多倾向于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努力提升全面就业水平。这些政策确实发挥了积极的效果，2011年，德国失业率降至5.7%，为1991年来的最低点。德国企业和劳动市场对增加临时工作岗位尤其积极，如餐饮招待、家政服务、心理咨询、商品推销、基建工程、金融和税务管理等，已经成为临时就业领域需求最旺盛的行业，帮助了一大批就业困难群体实现了就业。

 

———企业政策：坚持“限大促小”，致力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德国人认为，社会公平是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障市场效率的重要基础。德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注重公平问题的解决，努力为各类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良好的市场预期来获取市场效率的持续提升。多年来，德国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至国家立法、战略规划、机构设置，下至税收、信贷、培训、信息等各个方面，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中小企业政策。德国学者强调，政府在出台每一个政策之前都非常的慎重，特别要考虑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确保政策执行中中小企业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确保中小企业享受到政策的平等待遇。实际上，德国的中小企业“虽小而强”，它们的产品富有特色、质量过硬，拥有独一无二的先进技术，因此这些中小企业生产的很多产品在全世界具有说一不二的定价权。

 

中小企业最害怕的是市场垄断和无序竞争。为此德国在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地限制大企业的垄断优势。德国是世界上最早立法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国家，早在1896年就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二战后，德国以美国反托拉斯法为蓝本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为了保证反垄断的长期有效性，德国建立了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比如，1958年成立了反垄断法规的直接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严格处罚，毫不留情。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德国在能源、电信、铁路等领域的反垄断都取得了积极成效。

 

———德国经济平衡和稳定增长在于其经济政策制

 

定和实施的制度化和科学化德国经济能够始终保持稳定增长，不可否认与其文化背景、国民素质和世界一流的技术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其政策设计的科学性也是重要原因。二战后，德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把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的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以自由原则为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67年5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将运用经济政策手段努力实现价格稳定、高就业水平、持续适度的经济增长及对外经济平衡（称之为“魔力四边形”）纳入到政府的责任范围。同时，德国政府还为实施和协调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成立了三个机构：政府景气委员会、财政计划委员会、总体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委员会（“经济五贤人”），这些机构为德国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制度化和科学化提供了保证。

对我国经济政策的若干启示总结德国经济政策的取向和特点，我国经济政策可以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不仅要注重政策的短期有效性，更应注重政策的长期性

 

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反垄断政策、中小企业政策等，其中很多政策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已有之，并为克服危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相反，德国专门出台的应对本次危机的政策并不多。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德国的政策设计并不偏执于适应特定的经济形势，而是始终坚守价值取向，兼顾长期与短期、公平与效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努力寻找政策的最佳平衡点，保持政策的稳健性、连贯性，因而在从容掌控中保持了经济的稳健增长。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不就事论事，左右摇摆，急于应对，德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借鉴。政策的功利性，也许在短期内能收到比较好的政策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势必造成人们预期的不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比如，应把住房保障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体系稳定房价，而不是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制造房地产泡沫严重损害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政策应坚守既定的价值目标，先着眼长远，再立足当前，制定出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长期政策。

 

———不仅要注重效率性，更应注重公平性，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改革中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德国多重改革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做法可资借鉴。1998 年执政的施罗德政府和2005年起执政的默克尔政府，都致力于改革高福利、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保障工人与雇主间的公平；在处理东西德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以及移民等问题上，同样把兼顾公平与效率作为改革的核心，努力消除贫富差距和发展不平衡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使得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大大提高，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年前，德国还被当作“欧洲病人”，如今却得以独善其身，以至成为欧盟国家债务危机的拯救者。从德国经济政策来看，政府出台政策就是弥补市场失灵，而不是来放大市场的缺陷；市场的优势在于激发效率，其缺陷在于无法自我实现公平公正，最后导致整体的无效或低效。“效率归市场、公平归政府”，政府政策还是应回归公平公正的属性，为市场自由竞争和效率最大化营造良好的环境，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和放大。

 

———不仅要注重财富创造，更应注重发展实体产业

 

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很多种途径，可以靠投机虚拟经济实现资产升值，也可以靠发展实业经营致富，从财富的聚集效应来看，前者来的更快，后者来的慢一些。就我国当前现状来看，相当部分市场主体热衷于通过制造泡沫，投机致富，甚至原来通过实业致富的企业家也转而投向虚拟产业。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市场制度环境中存在太多有利于投机的土壤，实业发展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激发市场微观主体活力，应多出台支持和鼓励性的政策措施

 

当前，我国在推进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中，对企业转型升级多实施倒逼措施和手段，而支持和鼓励性的措施和手段偏少。倒逼机制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异化，如一些地方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采取简单的拉闸限电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