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岭  著名经济学家 国务院参事遥1938年10月出生  1960 年南开大学提前毕业后留校任教  后在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委等部门工作遥80年代末到北海市出任副市长10 年之久遥他是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  1998 年和2003 年又被选为第九和第十届政协常委遥2002 年  64岁准备告老休息时  被朱镕基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担当起国家野智囊冶的使命遥温家宝担任总理后又继续聘其为国务院参事  迄今已过10 年  2012 年又第三次被续聘为国务院参事遥近十五年来  他提出的建言之多 影响之大  被媒体称之为野国是高参冶和野任玉岭现象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言包括了野关注三农冶 野义务教育冶 野医药卫生冶 野住有所居冶 野社会发展冶 野西部开发冶 野奔向城市冶 野国企改革冶 野民营经济冶 野农业产业化冶 野资源环境冶 野科技创新冶 野域发展冶 野社会和谐冶等十四个方面遥这些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他都提出过诸多研究和建议2008年11月  叶农民日报曳在回望30 年时  报道了30 位对中国农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和领导  任玉岭是其中之一遥对他的评语是院野他是专家  但不是农业专家曰他是官员  但从未分管过农业遥然而  30 年来  农业改革进程中  诸多领域取得的成果都与他的建言有关遥他曾率先把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介绍到国内  率先提出野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大问题冶  率先提出农村应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率先建议取消农业税  率先系统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大战略 十大突破等

2010年6月  在任玉岭大学毕业参加工作50 周年时  人民政协报以野呕心沥血五十载  肝胆赤诚写人生冶为题对任玉岭进行了报道  说任玉岭野在众多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就和成果  人们给他戴上了科学家 经济学家 教育家的桂冠  除此外  还赢得了三农问题专家 民生问题专家的尊称

任玉岭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位对社会焦点问题不吝热情发表看法的学者  他身上浓缩了不少代表与委员的特点  第一  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第二  言论大胆 开放  又深具建设性遥任玉岭以其坦诚建言  发群众之所欲发  言他人所未敢言  持续地成为野两会冶的焦点人物

记者在任玉岭的住处对他进行采访时  还意外的看到他的书法创作十分精彩  国庆60 周年时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叶当代艺术名家曳一本书  是十个人的书画专集合订本  此中包括沈鹏 

欧阳中石 范曾 吴冠中 刘大伟 靳尚谊等  任玉岭的专集也在其中遥此外  我们还看到任玉岭创作的叶中华三百名城颂窑诗集曳的样书  即将正式出版遥任玉岭不仅对我国的科学事业 教育事业 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而且也是中国百位书画传承艺术家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遥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遥

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那首著名的《绝句》，在中国，差不多人人会背，耳熟能详。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是一首蓦景状物的诗，文笔生动，画面优美，对仗工整，写出了一派生机盎然的早春美景。可任玉岭的解读是，这首诗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第一句说的是纯真、童心、赤诚；第二句说的是志向、抱负、责任；第三句说的是眼界、学问、智慧；第四句说的是成就、光荣、满足。四句诗，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生命侧面，缺一不可，方有作为。非常入世，大俗大雅。

可见任玉岭不是“一般人”。

4个月前，任玉岭因结肠癌住进医院做手术。他本想瞒着，悄悄地住进去，再悄悄地走出来就算了。可怎么能瞒得住？因为名声太大，找他办事的人太多，一天找不到他都让很多人着急。结果是不仅惊动了很多单位、部门的朋友和领导。而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对任玉岭参事格外关注和关心。任玉岭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不仅住进了最好的专业医院，而且是院长亲自做为其手术任玉岭手术后出院的第四天，温家宝总理与国务院参事座谈。这天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他第一个提名由任玉岭首先发言。在任玉岭参事发言前，总理特别告诉大家说：“玉岭参事最近刚做了一个结肠癌手术，我们祝愿他早日康复！”

本来由于任玉岭的保密，到会的100多位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以及到会的有关部委的部长们是不知道任玉岭生病的，而由于总理这么一讲，大家都为之一惊，会后到家中看望任玉岭的应接不暇。有部长和参事还让司机或秘书送来了最好的保健品，并嘱托任玉岭要好好休息！

同的小学教书，就这样转来转去，任玉岭便在全县的7所小学中就读过。

任玉岭的小学二年级是在全县最好的灈阳一小度过的，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学校奖励给他许多奖品，还免了下学期的学费。这件事对他的一生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他当时心里暗暗想的是：下学期可千万不能落后，要保住这个第一名，一定得付出比现在更多的努力！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任玉岭已经学会了自己鞭策自己。

1956 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并向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发了万元人民币的科学奖。任玉岭读高中的信阳市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向科学进军的誓师大会，全校师生同人民解放军第五步兵学院的上千名身佩肩章的军官同聚一堂，激情澎湃的大会充满了为国家富强向科学进军的热烈气氛，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立志长大要成为一名祖国的栋梁之材。那一次誓师，直到今天还让任玉岭激动不已。

就这样，任玉岭听从了老师的建议，12个志愿中的第一志愿填写了南开大学，并如愿以偿走进了这所十年前还是与北大、清华合署的西南联大成员之一的南开大学。这所走出了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等一大批杰出人才的著名学府，以其“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给了任玉岭脱胎换骨般的洗涤和陶冶，周恩来等楷模人物从此成了任玉岭一生的偶像。在南开读书期间，任玉岭刻苦学习，热心社会工作，担任过系黑板报总编、《跃进之声》壁报总编、并连续5年担任校刊《人民南开》的记者和记者组组长。由于习好、工作好、身体好，他还被选为学校的三好学生及三好学生红旗手，并于1960年“五一节”受到了毛主席在天津接见先进工作者时的亲切接见。

自从接下课题后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任玉岭带着这支由13名大学生和18名工人组成的科研团队，吃住在车间。曾经长达几个月不回宿舍，有时睡在会议室的乒乓球案子上，枕的是砖头，铺的是报纸，盖的是工作服。发酵法制味精涉及到菌种的分离筛选、发酵条件的研究；涉及到豆饼水解液的制备、葡萄糖液的生产，空气的无菌净化，发酵过程中空气、搅拌、保温的控制，谷氨酸的提取、中和、浓缩、结晶等等。每一个环节，任玉岭都身体力行。

味精发酵最怕铁离子，但那个时代的中国，既弄不到也买不起不锈钢发酵罐，因此，要对几吨大的铁质发酵罐用带有苯胺的涂料进行完全涂抹，如果涂抹不均，一切实验都会失败。“小任，让别人进罐检查吧，你是项目组长，就别进去了。”单位的领导出于对他的关心这么讲。“别人？别人能进我就不能进？别人不会苯胺中毒吗？！”任玉岭钻进了发酵罐。“小任，差不多就出来吧。”有人在外面喊。任玉岭没有理会外面的喊声，继续在里面仔细检查着。

汗水滴答而下，罐里的氧气越来越少。他张开嘴大口地喘着粗气。被汗水浸透的工作服完全粘在了身上。终于检查完了，任玉岭费力地钻出发酵罐，笑着对同事们说：“没有问题了。”话刚说完，他肚子一阵绞痛，身子随之软了下去……

这一次，任玉岭因苯胺中毒，肚子整整绞痛了3天。

任玉岭在后来的菌种诱变工作中，还使用一种引发突变能力极强的致癌物质亚硝基胍，他和小组的其他成员经常与亚硝基胍接触，而从来不考虑对身体的危害。他领导的那个小组共8个人，后来从他开始生了双胞胎之后，又有4位同事在三年之内连续出生五对双胞胎。由此不难看出这个亚硝基胍的厉害了。任玉岭在过了多少年后，一查白血球只有3600多，仅是正常人的半数左右，不能不认为包括苯胺、亚硝基胍，还有常用的乙撑亚胺这些致突变物质的危害带给的影响了。

发酵法生产味精终于成功了！任玉岭站在天津市科学会堂的讲台上侃侃而谈，来自全国著名大学、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的知名教授、专家和轻工业部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的领导们，云集而至，倾听着这位年轻的科技攻关带头人讲述他们的研究成果。天津日报头版头条整版篇幅以《年轻人敢想敢干，敢攀世界高峰》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做为科研项目的总负责人，任玉岭的大照片也被登在了报纸上。他坐在几位研究骨干的正中间，笑得很甜、很开心。

正是这项成果，改写了中国人吃不起味精的历史。新技术打破了原先要用32吨小麦才能生产一吨味精的落后传统，只需5吨薯干便能生产出一吨味精，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实现了清洁生产、安全生产。这项研究成果由国家科委出版了密级较高的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并印发了5000份供给使用单位，因为供不应求，又责成任玉岭所在单位再次印发5000份。此后的10年左右时间内，中国建起了220家味精厂，从此味精走进了千家万户。

这项研究成果完成后，本来是要申请国家科学奖的，只因文革开始，科学奖被取消了。任玉岭所在单位本来是要为任玉岭晋升工程师的，也因文革的开始冻结中可是他哪里休息得了！出院后没多久，他又奔赴各地，走上了调研路。出院后的三个月里，他走了不少地方，并写出了关于节约土地、医疗改革和发展马铃薯产业的参事建议。此外它还应邀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参事论坛，就“社会管理应立足幸福百姓”作了大会发言。他的发言在网上传出后，引发了网民的广泛热议，有位省参事室副主任看了网上的任玉岭的发言后，给任玉岭发短信说“写的太好了，影响很大”。更有人发出短信说“今日社会哪还有这样敢于担当的言官御史！”令人感动的是任玉岭已经是74岁高龄了。

两个黄鹂鸣翠柳要要纯真 童心 赤诚

1964年，任玉岭25岁，英姿勃发，风华正茂。这位提前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担当五年级生物化学大实验辅导教师；进入困难时期，被借调到河北省委生活工作队到农村推广代食。

他还在部队学过军，参加过中国科学院考察队。并经历了一天仅有4两粮食，因饥饿而患下浮肿病的困难生活。这个时间任玉岭已辗转来到天津市工业微生物所，是年接到了一项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发酵法生产味精。当年国家的12项科技攻关计划里，有7 个项目交给了天津，其中第二项就是发酵法生产味精。任玉岭荣幸地被任命为该项目的攻关组组长。

现在的人也许不能想象，当年味精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是奢侈品，因为当时国内的生产技术要用32吨小麦才能做出一吨味精，而新技术只要用5吨薯干就能生产一吨味精，被称为味精生产技术的革命。领导说：“小任啊，设备什么的可都给你准备好了，要什么人须由你提出意见！”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的任玉岭纯真得可爱，童心未泯，一片赤诚，对攻下这个课题充满了勇气和热情。他马上向领导提出，“我需要学化学的、学微生物的、学生物化学的……这些人都要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名牌大学抽调，我要组成一支复合型人才的科研团队。”领导很爽快地答应了任玉岭的要求，一个汇集了国内顶尖学校的人才队伍很快就组建起来了。

南开大学并不是任玉岭童年的梦想。报考大学的时候，因为父亲是一位中医，家里还有两位亲属也都是中医，他本来是想报考北京中医学院，做一名济世救民的医生。班主任知道消息后，急忙把他找来劝导说：“你在班里的成绩很优秀，老师们都希望你报考北大、南开这些名校，北京中医学院可以填写在第二志愿。”是啊，任玉岭是班级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优秀的学生报考名牌大学呢！自打念小学的时候开始，任玉岭就被班主任评价为“文武双全”（指的是他不仅数学好，而且语文也好）。他曾创造过一个小学生在县内七所学校就读的纪录，原因就是他曾因在小学三年级上学期首次参加一个全县的小学生演讲比赛便得了第二名，结果是在另一所小学当校长的二舅硬把他转到了自己的学校，并为二舅的学校争得了第二届演讲比赛第一名。后来，大舅、三舅的学校也轮流把任玉岭“抢”过去，并真的都为他们的学校争得了奖项。原来，玉岭有6个舅舅，其中3个舅舅和父亲在4所不断了。此后的时间里，任玉岭的项目组长被“夺权”，而新任项目组长的工人却对任玉岭讲，“我斗大的字不识一麻袋，要干事还得靠你们。我支持你继续干”。任玉岭在文革中响应周总理的指示：天津、上海两大工业城市不能乱，一定要搞好抓革命促生产。接连几年，任玉岭又完成了发酵法生产甘露醇，生产糖化酶和酶法制葡萄糖的研究，他还参与了柠檬酸的研究和中间试验，并组织参与了甘露醇、酶法制葡萄糖的建厂与试车投产。1970年，他还被派到由三所大学、7所研究所组成的天津市工业细菌战攻关小组任技术总指挥。

在天津工作期间，任玉岭还结合工作牵头翻译了《石油发酵》和《发酵微生物学》两套四册专业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颗耀眼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任玉岭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可是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行白鹭上青天要要志向 抱负 责任1973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发现了正在天津工业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的任玉岭，他们找到天津市人事局要调人。但天津市人事局无论如何也不放：“这样的人才，我们天津也很需要，不能放！”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领导有些着急：“我们用两个同等学历的研究人员和你们交换！”经过再三做工作，最终，天津市同意放人。任玉岭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后于1982年再被调到国家科委，负责生物技术的“六五”科技攻关，并参与组建国家生物工程中心。

从一名在一线从事科研的技术人员到国家科委做技术管理工作，这对任玉岭来说实际上是一次人生“角色”的转变。虽然都跟“科”字沾边，可“角色”的定位却大不相同。科研更多是考虑微观的东西，是向纵深的不断挑战；管理却要更多考虑宏观的东西，需要更广更宽的视野，需要培养更高更强的志向和抱负，还要敢于承担更大的责任。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飞得更高，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

令人诧异的是，任玉岭面对这种转变不但没有感觉不适应，反而有些如鱼得水。

任玉岭到国家科委工作，走从政的道路是偶然的事件导致的。本来进科委工作纯属临时性的借调。在这之前，任玉岭在中国科技大学脱产学习了一年多的法语，到法国图卢兹生物技术中心进修已经定位，只是还没有确定走的日期借调到科委来帮忙。但是在帮忙中发生的一件事，使任玉岭不得不留在国家科委工作了。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局长胡兆森把任玉岭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任玉岭说：“小任，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胡耀邦总书记批转给我们国家科委一个重要的建议，要我们核准、定夺。你看能不能搞出来？”这个活儿已经在攻关局转了10来天了，没人能够搞定，现在要我们局来对这份材料进行核准，并需尽快向胡耀邦总书记写出报告。”

胡兆森，是跟王崇伦同时期的全国劳动模范，任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局长，任玉岭的顶头上司。那时候副总理方毅兼国家科委主任，赵东宛是常务副主任。赵东宛就找到胡兆森说：看能不能在新技术局解决这件事，并且要抓紧，不能再拖了。胡兆森这才找到任玉岭商量，想看看他能否承担起这个棘手的任务。任玉岭并不知道内情，他没有丝毫犹豫，说：“行啊，给我吧！”

胡兆森万没料到任玉岭接得这么快，他眨了眨眼睛，迟疑道：“这是要回答总书记的报告而且比较急，希望你一定要认真对待，把它写好。”“没问题！”任玉岭拿着这份“急件”回了家。

翌日清晨，任玉岭将“写好的报告”交到胡兆森手中说：“你给东宛主任送去吧。”胡兆森愕了一下说：“不急，我们局上报的文件从来都是到第4稿才能上报主任的，你这才第1稿，先放下等着审改吧。”

任玉岭对自己的报告充满把握和信心，见局长不愿打破常规，便灵机一动劝说道：“不是着急吗？要不这样，你今天早上不是去主任那开会吗，你就坐到东宛同志身边，先推给他看一下，告诉他这是连夜赶出来的，不行再改嘛。”

胡兆森觉得这话有道理，只好听了任玉岭的劝。他早去了一会儿，趁开会的人还没到齐，悄悄把任玉岭写的报告推到了赵东宛主任的眼前。没料到，赵东宛主任看过后说了句“很好！”并马上提起笔来在上面批示：“很好！即刻打印呈报胡耀邦同志”。不久，胡耀邦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以后重要的科技问题，都要有国家科委把关。”此事以后还形成了惯例。胡兆森当时真是欣喜异常，他会后回局里，拉住任玉岭道：“小任呀，小任呀，你可太让我意外了！昨天下午布置的，你今早就弄出来了。而且一稿通过！你哪也不能去了，就留在科委吧！”

“可，我去法国的事已联系好了，每个月还有5500法郎的补助……”胡兆森说：“小任，到法国进修是不错，对你的发展来说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局里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留科委工作你也会有更多机会去国外学习的，你还是留下吧！”以后的几天，任玉岭辗转难眠。出国可以让自己更好地学习知识，使自己不离开原来专业；留下，却可以尽力推动生物技术的发展，无私地回报正在发展中的祖国。

最终，任玉岭选择留在国家科委继续工作，并把人事关系从科学院调入了国家科委。

当一个人心中的理想和肩头的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作出何种的选择？选择的结果又会对人的生命道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已故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后来路遥在他的成名作《人生》里也引用过这句话。可见“选择”对人的一生有多么重要。

实际上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任玉岭虽属借调，但已经在国家科委作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例如，他刚到国家科委不久，就赶上了一个中美科技政策讨论会。生物技术的讨论会上，来自美国的专家大讲研究用新技术制造白细胞介素、r 干扰素及胰岛素的时候，任玉岭则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提出了在中国更应该重视实用技术的发展，他指出中国与生物技术相关的产业中，有十几万家酒厂，上万家醋厂，上千家酱油厂，几百家酒精厂，一百多家味精厂，几十家抗菌素厂等，中国的新技术更应该侧重这些规模宏大的产业，应该重视实用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他这个意见引起到场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孔宪铎和康奈尔大学吴瑞等的重视。他们到大会上发言时，便大讲了现阶段要高度重视实用技术的发展，重视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问题，引起了在座的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方毅副总理后来还在烟台专门召开了推动实用技术发展的大会。

在中美科技政策讨论会的生物技术分会上，来自美国的专家提出了“你们搞经济可以用特区政策，为什么搞科技不能用特区政策呢？”他们建议“在生物技术的发展方面应该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设研究基地，实行特区政策，用高工资、好设备、好条件吸引留学生回国，吸引外国专家来华从事研究。”任玉岭听到这里为之一震，他作为参会成员和分会场的记录员，专门整理了美国专家的这一意见，后来由国家科委外事局报国务院后，万里总理作了重要批示。为成立中国生物工程中心和建立生物工程研发基地，任玉岭替三位美国专家给邓小平写了信，也代替委领导给上海市长汪道涵，给驻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许家屯写了信。后来中国生物中心成立了，在广东江门建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基地、上海在漕溪泾建立了生物工程研究中心、湖北省在武汉东湖也兴起了生物工程研发机构，并按照特区政策给予推进。此后，上海漕溪泾和武汉东湖都延伸出了用特区政策管理的高科技开发区，这就是高科技发展享受特区政策的最早起步。

1984年，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的办公室里，任玉岭翻阅到一份《国务会议纪要》，纪要传达了当时赵紫阳总理的要求：“公司制度是当代最佳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国还没有公司制企业，要在全国大力提倡兴建公司。”任玉岭当时已走访了欧美亚近二十个国家，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公司之兴旺。看了这份简报后，他立即给一些朋友打电话，准备建一个“中国味精技术公司”，以推动味精生产技术的提高，繁荣这个产业。为此，他写了一个报告，分别报给了商业部、轻工部、中国食品协会和中央书记处。没想到几个部门全都做了批示，同意进行组建，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也在报告上批下了“像这样的公司建的越多越好”。这个公司成立后，任玉岭与上海的冯容保同时担任董事长。在任玉岭的推进下，公司进行了几项改革，一是进人才不要档案，否则人才进不来；二是实行高工资，比外面高三倍以上；三是实行小汽车办公，提高工作效率；四是扩大开放力度，建起了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记者联谊会，把公司置于社会名，专家和新闻单位的关注和关心之下；五是公司组织了技术小分队，专门向企业推广新菌种，以提高味精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实行董事会监督，总经理负责制。由于公司的新体制、新机制最大限度的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当年创利润600 万元，人民日报对其进行了大篇幅报道，还加了评论员文章。轻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食品协会会长杜子端经常到公司过问和指导工作，公司还把赚到的钱，无偿的送给一批年轻人去进行创业，现在生产鸡精的太太乐公司的老板，就是那时得到这批资金后创立起来的。公司还热衷于开发新技术，任玉岭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拿到了日本协和公司关于用味精开发多种汤料与调味料的报告后，受其启发，组织人力，用中国的原料，开发出29种汤料和调味料，在广西南宁进行了技术鉴定。由此，拓展了味精市场，使原先4万吨味精就已出现滞销的局面迅速得以改变，如今，味精产量已超100万吨。只是后来，中央有令“政府人员不能兼职公司工作”，任玉岭又不得不辞去了董事长的头衔，导致了公司失控，进入1986年去掉了“中国”二字。

这时任玉岭已在国家科委中国生物工程中心同时担任两个处的处长了。生物工程中心的领导金发楠得知他组建的味精技术公司如此有成绩后，就劝任玉岭以生物中心名义也办一个类似机构，希望能在技术推广中创造更大效益。任玉岭经过考虑决定选择啤酒新技术进行突破。正巧这时赶上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同志要到广东出差，而其秘书又要在人民大学参加考试，于是生物中心主任金发楠就让任玉岭陪同杨主任去广东、广西出差，并指示任玉岭在路上给杨主任讲一讲中国味精技术公司的做法，并为啤酒新技术推广要500万元启动推广服务机构。这次去两广出差只有杨浚主任和任玉岭两个人，路上任玉岭把生物中心主任的打算给杨主任讲了，杨浚主任同意给任玉岭700万元，回京后启动啤酒技术的推广服务。但是在广东一路走来，遇到很多新项目，特别是由国外引进的企业较多，每到一处杨主任都问任玉岭可否在全国推广，任玉岭大多都表示可以。十几天的考察后，杨浚回京的路上对任玉岭讲，“答应你的700 万元先不给你了，我们可以搞一个适用新技术推广计划，给国家要一批钱，你需要的钱就从这个计划中划拨。”是这样到北京不久，适用技术推广计划就进入了创立阶段，后来有人将其改成“星火燎原计划”，最后由宋健主任将其定为“星火计划”。

星火计划出台后，任玉岭除了兼任中国生物中心两个处的处长外，还负责星火计划中的六个方面的技术开发与推广，包括生物技术、酒类、饮料、食用菌、保健品及中药材、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在酒类的技术开发方面，任玉岭抓出了中国第一个干白葡萄酒（沙城）和第一个干红葡萄酒（昌黎）。在白酒方面他狠抓了一下低度酒的推广，十多年后的2005年任玉岭到五粮液酒厂考察时，他们的常务副总握着任玉岭的手说“是我到你家去，你批准了我们的低度酒，才迎来了五粮液的大发展”。在饮料方面，当时中国没有矿泉水，任玉岭从国外归来，便到轻工业学院找到一位副教授让他开发了中国第一瓶矿泉水。在食用菌开发方面，因为这也是他的专业，于是为了推动食用菌的发展，他写了一篇长达15000 字的文章，题目是《要想富种蘑菇》，除了在杂志刊登外，他曾应邀到几个省去讲解种蘑菇的诀窍和前景。在饲料开发方面，任玉岭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饲料添加剂，于是他就推动广东顺德县北滘镇建饲料添加剂厂，并同地方一起到加拿大温尼伯引进了这方面的技术和装备。为推进保健品的发展，任玉岭抓了几个口服液，包括娃哈哈口服液的问世，都是任玉岭与宗庆后的弟弟宗泽厚多次讨论的结果。1989年，任玉岭去北海任副市长前夕，宗泽厚找到任玉岭要带上已经赚到的8 万元资金转到北海去发展，任玉岭出于对这一事业的爱护，劝他留在了杭州，后来才得以崛起。一次任玉岭陪杨浚主任到山东考察归来后写了一份报告，杨浚主任批示“科委同志下地方了解情况后都要写报告，应像这个报告一样，有情况，有分析，有观点，以利改进工作”。这是科委副主任杨浚对任玉岭工作的又一次肯定。

任玉岭任中国星火总公司的总工程师后，他负责计划与国际合作两方面的任务，经常奔走于全国各地，推动星火计划项目的实施。为了星火计划他两次去日本九州大分县学习一村一品运动，他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了一村一品运动的做法，并通过培训班做报告把一村一品推到了基层。他还最早推动了中国第一个组织培养香蕉种厂的建设。他第一个没花一分钱把活性干酵母保存诀

窍引进中国，并在星火计划实施中全力支持了中国第一家活性干酵母厂（安琪儿）的建设；第一个把配餐西红柿种子带进中国，请农科院教授进行繁育扩种，在中国得以推广。关于在农村建立公司+农户的合作组织，他结合对几个国家的考察写出了上万字的报告，多次在培训班上讲述，后由广西科技出版社将其出版。

正当这个生物学科的高材生想将自己的知识和特长在现在的岗位上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又一纸调令将他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北海。窗含西岭千秋雪要要眼界 学问 智慧北部湾是中国的南大门，是改革开放后中央敲定的沿海14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按任玉岭到任北海后的概括，北海是“一城系五南，一口通六西”，“一个面向、两个背靠、三个临近”。“一城系五南”即系西南、系中南、系海南、系越南、系东南亚；“一口通六西”即通山西、通陕西、通豫西、通鄂西、通湘西、通广西，可借焦柳路从北海出海；一个面向，即面向东南亚；两个背靠，即背靠大西南，背靠中西部；三个临近，即临近大特区海南、临近经济发达的广东、临近四小龙之一的港澳。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两次到北海视察。上世纪的1988年末，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赵延年特地邀请国务委员宋健到北海指导工作，当时的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陈辉光提出恳求，希望国家给北海派一名副市长，宋健点了头，赵延年也表示支持。

当时任玉岭正在国家科委担任着中国星火总公司的总工程师，一下成了派往北海做副市长的遴选对象。在蒋民宽副主任找任玉岭谈话时，任玉岭也曾为抛家舍业到几千里之外去工作迟疑过，尤其是他通过在广西工作的老同学了解到北海“一是远、二是热、三是穷、四是帮派严重”的情况后，他打了退堂鼓。还有一个原因是任玉岭怕热，此前的1982年，深圳招聘团曾到他中关村家里来谈过，希望他到深圳去工作，因怕热被他拒绝了。1985年广东科委计划处长因升职而留下空缺后，也曾动员任玉岭到广州担当这个角色，他也用怕热婉言谢绝了。1985年珠海盖了一批别墅引人才，林宝万副市长拉着任玉岭去看，希望他到珠海来工作，他还是因怕热而没有答应。但这次国家科委党组决定后，任玉岭却二话没说，于1989年收拾了一身简单行装便奔北海而去了。那时间任玉岭已经是51岁了。放下负责中国星火计划实施的中国星火总公司总工程师的职位和头衔，离开了他得心应手的工作和熟悉的人脉关系，离开了妻子和女儿，连马上就要到的中秋节都没考虑，坐火车出发了。那时北京到南宁不通飞机，坐火车用了三天时间，南宁到北海的汽车又要走8个小时。为去北海工作，好心的同事劝他说，“你神经不正常吧！”，还有人说“你这完全是自找苦吃！”，“就是坚决不去又怎么样！”。

任玉岭微微一笑，他了解自己，在知道平调北海市任副市长这个职务、在知道北海的艰苦条件、知道北海的发展需要人才时候，他就认为自己必须得去。自己是国家与人民培养出来的，既然那里更需要自己，就必须到那里搏一搏：这是任玉岭从学生时代起就已经形成的习惯和情操。

那时不像现在，任玉岭作为副市长到北海后，住的虽是宾馆，但吃喝全要自己交钱。北海虽是开放城市，工资依然较低。任玉岭到北海时，所带工资单是每月270元，比市里两个一把手的工资高出30元，因为这个原因，任玉岭的工资在自治区迟迟定不下来，直到他到北海的第七个月，任玉岭才拿到第一批工资。而当七个月的工资发下后，因放在宿舍的抽屉内，全部被人盗走了。

弄得任玉岭连吃饭的钱都没了，又不得不跑回北京向其夫人要去5000元，以维持在北海的生活。

任玉岭初到北海就有领导对他讲，“你在北京找点钱，给北海搞一、两个项目，为自己树个碑、立个传，回北京有个交待就行了”。并且说“北海是个盲肠、地角，不可能有什么大发展！”听到这里，任玉岭马上觉得“这也许就是北海上不去的根源吧！”此时的任玉岭，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了。眼界、学问、智慧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除了南开给予他的深厚学养，多年从事科技工作的丰富经历和不断的学习，以及在国家科委多年工作的锻炼，使任玉岭逐渐成长为一个高屋建瓴的人。到北海的时候，他已经访问过世界上26个国家，洞悉世界的发展潮流，这在当时的地方官员当中是不多见的。还在天津工作的时候，他除了在学校学习了第一外语俄语，第二外语英语外，因工作特殊需要他又上夜大自学了日语，还翻译了大量的科技资料和书籍。1972年科学出版社就连续出版了由他牵头翻译的4本译著，大约130万字。为出国进修，他还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过一年多的法语，本来是准备出国的，没想到最后成了国家科委的官员和

北海市的副市长。他对多种学科的研究兴趣都非比常人。在国家科委工作期间，他还参与了《大百科全书》、《科学技术的今天和明天》、《2000年中国》、《跨世纪科技》等书籍的撰稿，又翻译出版了《用生物净化环境》的专业书。这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以生物技术解决环境净化问题的专著。

当时在北京工作，任玉岭就曾多次应邀参加一些城市的发展战略研究，任玉岭因其战略思维超前，常被人称其为战略家，中国信托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于晏同志，每次见到任玉岭都会说：“我们的战略家来了!”。在他看来，北海要发展必须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包括对这个地方的认识。为了从正面说服有关领导，任玉岭向秘书长要来地方志进行研究，并到书店买来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仔细研究分析。同时对北海市进行全面的走访调研。并通过对13个沿海开放城市的比较，和用深圳特区快速发展的事例，来探明北海的发展前景。

前面提到的北海一城系五南，一口通六西，一个面向、两个背靠、三个临近，就是任玉岭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对北海的评价，也是对“盲肠地角论，不能大发展”的具体回应。在北海的发展战略上，任玉岭认为，一定要启动“五个三”，即确立三个观念：开放观念、商品观念、科技兴市观念；把握三个观点：即从北海实际出发的观点、发展工业为重的观点、大搞外向型经济的观点；搞好三引进，即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大力引进三种人：即说普通话的外地人、讲外国话的海外人、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启动三S要素：即海水、阳光、沙子，在国外称为当代旅游三要素。任玉岭还出，北海一定要先内联，后外引，即中国人不来，外国人不进。一次任玉岭在全市政协委员及人大代表参加的会上报告了他对发展北海的这些想法后，引起了市人大和市委的重视，最后北海市委决定为任玉岭配10个秘书，组成任玉岭办公室，这在中国地级市的管理体制中却是一个重大突破。

“要发展就要让各地的名企到北海投资。”做为星火计划的总工程师，在管理众多项目的实践中，任玉岭深知知名度的重要性，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就是创造品牌的重要性。

为了让人们了解北海，他第一次回北京，就走访了64个部委和中国信托、中国农业信托等大公司。拜访了一批部长、局长级的领导人，诚恳邀请他们到北海去考察。任玉岭到科学院向周光召院长汇报北海的情况时，原定限时20分钟，而后来周院长却听任玉岭讲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找来张云岗秘书长，安排任玉岭到正在西颐宾馆召开的产学研合作会上作了报告。此外，他还曾多次登门拜访了一批副委员长、副总理和政协副主席，如万里、王炳乾、吴学谦、宋健、杨汝岱、钱伟长、万国权、孙起孟、程思远、王光荣、费孝通、马文瑞、胡耀邦夫人李昭、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等。他到北海的第1 年，就有90多位部长级领导到访，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共有近300多位部长和国家领导人走进北海。

凡是有国家单位在北海召开会议，任玉岭都要去宣传北海。最多的时候，他一个上午连讲4场，有时讲得喉咙说不出话来。他的秘书曾经统计过，任玉岭在北海由冷到热的几年大发展中，他在国外及国内各地所作的报告达500场之多！

在往返北京和南宁的列车上，任玉岭通过自己的老乡任车辆段长的关系，每次都借列车广播室的话筒向同车的旅客们宣传北海。

在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之音”要来采访中国的市长代表团。“美国之音”？谁敢去说，那可是美国的电台！刚刚开放的国家，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对外宣传。

“宁可不说话，也别出错。”多数人这样想。

“我来美国就是为宣传中国，宣传北海，怎么能不说话！”任玉岭拿起话筒向全世界人民介绍起美丽的北海市。摇曳婀娜的北海市，在国际上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他作为一个副市长、一个战略家，认为让全国每一个省的人都走进北海进行开发，北海才能更有希望。为了进外国资金，必须先让中国人来投资。任玉岭作为分管经济协作的副市长，每天都在关注引进了多少企业，他们都来自哪个省。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几乎各个省的人都来到了北海，但经他查对新疆没有到，河南也没到。为了让30个省的人齐聚北海，他专门给河南省一个副省长打电话进行动员，同时给新疆石河子兵团打电话，欢迎他们到北海来开发。是这样最后30个省一省不落的都走进了北海，北海成了当时中国开发的最热点。

任玉岭虽然极为重视从宏观和战略上推进北海的发展，但他也很重视一些细节和具体项目的开发。有一次他发现北海市的文件上有一个规定，说在接待外来客人时，处以下的不需要市长、书记出面。他赶紧跑到接待办交待，说这个规定他个人除外，北京到北海来的人不要说处长，就是科长他也要去接见。任玉岭之所以要这么做，与他8年前的一次经历有关。1983年的时候，他还是国家科委的一名处长。那年国家要建一个生物工程基地，准备投资6700万元人民币和250万美元。在进行项目选址时，任玉岭陪同专家来到广东，没想到有四位副省长亲自接见了他们，王屏山、匡吉两位副省长多次出面接见任玉岭，结果那个项目顺利在广东落地。广东的副省长能够如此礼贤下士，北海为什么就不能呢？任玉岭的做法，实际上对北海后来的接待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1994年，北海市在总结自己的快速发展时得出3条经验：一是宣传也出生产力，二是知名度也是生产力，三是接待工作也创造生产力。现在这三条经验已传遍全国各地。细白的海沙轻柔地铺在海岸上，银光耀眼，惬意非常。任玉岭初到北海市，他就开始琢这片海滩的价值了。

“多好的美景啊！”海风徐徐吹来，任玉岭的脑子并没有休息。突然，他灵光一现：“为什么不在北海发展旅游业，在这里建游泳场、度假村？一是可以发展北海，二是可以让北海更快富起来啊！”海洋、阳光、沙滩英文字母均为“S”开头，在国外被称为当代旅游三要素，即“3S”要素。丰富的阅历和见识告诉他，北海的海滩比他看到的中国其它地方的海滩都要好，比他在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看到的一些海滩也好得多，滩长平，沙细白，水温静，浪柔软，是难得的游泳场地和度假天堂。1993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开发区会议上，李岚清副总理对任玉岭说，一个朋友对他讲，只有古巴哈瓦那附近的一个海滩比北海银滩好。

1989年冬，任玉岭专程跑到国家旅游局去汇报。“北海有那么好的海滩？为什么广西没有汇报过？”听着任玉岭对北海银滩的全面描述，国家旅游局的领导惊讶地问。

“因为他们天天守望着这个海滩，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能怪他们。”任玉岭努力克制着狂跳的心，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激动不已。在任玉岭的恳请下，后来，国家旅游局一位副局长带队到北海作了考察。不久，在当时国家旅游局已经圈定的全国10个旅游度假区之外，又加进了一个北海市。国家旅游度假区从10个变成11个，正式对外发布了！为更好地开发北海旅游业，任玉岭还专程考察了位于北海合浦县的一个大水库，在任玉岭看来，这又是一个极好的旅游资源地，他将其命名为南国千岛湖，并于市政府的要闻简报上进行了介绍。此水库后被当时的自治区主席题名为星岛湖。

自此，北海市的星岛湖旅游区凌空出世!今日已成为北海市除银滩之外的第二个旅游热点。一位台商想干皮革项目，苦于找不到国内愿意合作的投资商，项目一直搁浅。任玉岭听说后，二话没说，立即跑到北京找到在高科技公司任董事长的魏永和，请他无论如何支持这个项目，让其在北海落地。经过洽谈，一个大型制鞋用的二榔皮生产厂启建并落成。直到8年之后的1997年，这个厂的出口值还占到北海市出口产值的47%。

为了利用国外信贷引进德国的蓄电池项目，需尽快把资料报国家计委。任玉岭在1990年的除夕下午，从北海出发赶往广州乘飞机，等他登上回北京的飞机时，在广东演出的著名演员李玲玉已经演出完毕，坐在任玉岭的邻座上。那天任玉岭到北京时已是大年初一的一点多钟了。

1993年，北海国际珍珠节胜利召开。市委、市政府把建展馆和搞展览的事交给了任玉岭，仅仅88天，在一无地、二无钱的情况下，一座包括配套设施在内的4 万平方米展览馆伫立在世人面前。来自30个省市，888个摊位的参展商家，将北海这颗名珠，衬托得越加耀眼。时任光明日报的社长徐光春同志看了说：“比深圳速度还速度”，并责成记者写了一篇通讯，在他回北京后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他去到北海仅三年的时间里，北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时间万商云集。北海建起了五个开发区，仅建筑设计院就有126个。当时离北海最近的港口城市湛江市市长庄礼祥给任玉岭打电话说，你们是怎么搞的，湛江现在才有4家建筑设计院，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那时北海的人均GDP 排名一度在中国城市中跃居第12位。

任玉岭刚去北海时仅分管科技、经协、海洋、地震4个部门，后来他不仅担任了原先由市委书记担任的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及市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而且还同时分管城建、城管、土地、规划、环保、科技、信息、海洋、地震、人防、绿化等部门，以及北海市驻国内和国外的8 个办事处。20多个部门的管理工作同时压在任玉岭的肩上，他没有怨言。这些工作对任玉岭来说，除了管之外，就是学。他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不懂的他就学，而且每一行他都学得很投入。后来在他的中国政府参事文集中报出的13个方面的建言文章，数据之众多、举例之真实、观点之清晰、建议之中肯，无不切中时弊，直达要害，这都与他众多的实践、亲身体验和不断学习密切相关。由于任玉岭工作努力和富有成效，广西自治区的一位领导称任玉岭为“北海的冲击波”，还有人称他为“北海的精神领袖”。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曾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今年我去广西，听到从自治区到北海市的人都赞扬任玉岭同志的工作热情和所取得的成绩。他在北海工作三年就迎来了巨大变化，这里有小任的重要贡献”。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蒋民宽在评价任玉岭在北海的工作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必须有激情才会有对事业的追求，工作才会有干劲有动力。‘我爱北海’是任玉岭发自肺腑的心声，这既是他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工作的归宿，任玉岭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在了北海。”蒋民宽还写道“成大业者，须有大德，我们说的‘大德’就是既要有科学的理性态度，又要有充满活力的赤诚和热情，还有一个勤政公道的作风，所谓‘信生业、诚生友、廉生威、公生明’就是这个道理。”

世界论坛报总编段宏俊参加完台湾总统竞选后到中国访问，在海南受到江泽民主席的热情接待，转北海访问，听到人们对任玉岭的评价后，便马上请人以“情系那湾海，汗染那座城”为题写出专题报道，并在世界论坛报以两整版篇幅介绍了任玉岭。人民日报《时代潮》也以同样的题目，以近两万字的篇幅报道了任玉岭。光明日报以“肝胆赤诚写人生”为题对任玉岭进行了报道。中国新闻社社长张帆还专门撰写了《北海的冲击波———任玉岭》一文，作为新闻发出后，刊登在一些侨报上。日本《Chinese Dragon》报还专门翻译了任玉岭撰写的“我爱北海”的文章，作了全文登载。一个不曾相识的大书法家张鹤岭先生在《光明日报》读到对任玉岭的报道后，提笔写下了“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殚精竭智，呕心沥血，肝胆相照，奉献赤诚”的条幅，托在河南省工作的任玉岭的老同学黄金明教授将其转到北海。任玉岭，无愧为“时代的弄潮儿”。

一个地方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方主政官员的观念，他有什么样的眼界、胸怀和智慧，这个地方就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高度。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定意义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位生物学界的高材生，一位颇具潜质的生物科学家，“阴差阳错”走上从政道路，成为了北海市的建设者。10年间，他以自己的赤诚之心，报国之心，将自己的学养、见识、经验、人脉应用到极致，和北海市的各位主政者一道，将北海市飞跃发展的火苗高高燃起！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任玉岭的人生已足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他在进入60岁那一年，因为身体不好经常住院，怕影响工作，就提前辞去了副市长职务，打算安享晚年时，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更庄严的使命、更严峻的考验正在后面等着他。

门泊东吴万里船要要成就 光荣 使命

1998年，年届花甲的任玉岭在准备出席全国政协大会，离开北海那一天，他的车子已走进南宁与北海之间的钦州境内时，从市委打来一个电话，催他回去填写一份简历表。任玉岭不得不让车子掉头，回到北海填好简历，再次踏上进京开会的道路。就在这次大会上任玉岭被2000 多名委员投票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四年后的2002年，他又被当时朱镕基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不为良相，便作良医，上安社稷，下利生民。”北宋名臣范仲淹“利泽生民”、不为职所限的雄心壮志在这里有了完美的延续。任玉岭的人生角色再一次发生重大转变。这一次，他将交出一张怎样的答卷呢？他不再是研究院，不再是总工程师，不再是副市长，不需要再在国计民生的第一线摸爬滚打了，本来可以过得相对轻松，可他却感觉到肩膀上的压力更大了，责任更重了。实际上他更加繁忙了。任玉岭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他做什么，他总要想办法做到最好，做到极至，甚至要做到无可挑剔。小时候学会的自我鞭策是这样，工作后的每一个岗位是这样，现在做了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仍然是这样。有一份统计，他在53 年的公务生涯中，已出版翻译书籍5部、专著4 部、参与撰稿的书籍30 多部，发表种社会前沿问题文章500 多篇。他被国内12 所大专院校学聘为教授，被30多种杂志聘为主编、顾问或编委。被10 多个学会聘为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还被20多个县市聘为经济发展顾问。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言包括了“关注三农”、“义务教育”、“医药卫生”、“住有所居”、“社会发展”、“西部开发”、“奔向城市”、“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农业产业化”、“资源环境”、“科技创新”、“区域发展”、“社会和谐”等14个领域。这些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他都写过诸多研究报告和建议。其中用皇粮把义务教育养起来的建言、在中国彻底取消农业税等建议建言早已变成了政府的决策，成了广大人民的福祉；有关节约用水的建言、防止儿童铅中毒的建言、出台连锁超市法规的建言、出台收容法的建言、出台医疗垃圾管理的建言、重视社会道德建设的建言都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正在实施当中；有关武陵山开发的建言、推进医疗改革的建言、控制房价的建言、医药分家的建言、推进中部崛起的建言、从校园之外构筑校园平安的建言、社会管理要重视化解社会矛盾的建言、应对金融危机的建言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国家战略；关于保护与整治山海关的建言、保护和发展京剧的建言、绕月工程立项的建言、精官简政的建言、精简县乡机构的建言、妥善处理中关村搬迁的建言、惩治房屋中介诈骗行为的建言都已很好解决和落到实处；关于重视男女出生比过于悬殊的建言、异地高考的建言、党政机关节约开支降低行政成本的建言、社会管理要依靠群众重视化解社会矛盾的建言、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言、重视和控制抗菌素使用的建言、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建言、改善国企老干部待遇的建言、邮政服务三农的建言等也都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他是怎么做到的？熟悉任玉岭的人都知道，年近古稀的任玉岭生活节奏变得更快了。一年365天，他有250天都在外地、在路上。有人给他做过统计，每年，他最少都要调研22 个省、市及自治区以上，有的省甚至一年要去七八趟。基层调研，辛苦、默默无闻。任玉岭很多调研不要参事室发通知，也不用参事室的经费，为的是要看到真实的民情、听到真实的声音、查到真正的问题，以便向国家提出切中时弊、解决百姓难题的真知灼见。

没有人要求他必须这样。只因他的内心深处充满着深深的民生情结。在任玉岭看来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宗旨，解决百姓的困难，就是国家行政的重点。任玉岭的独特，在于他对解决民生问题“很敏锐、很执着、很热忱”。这三个“很”字，使任玉岭从生物技术专家、经济专家，变成了““三农”问题专家、民生问题专家、教育专家、城市管理专家和议政建言的行家。任玉岭认为，做好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乃至政府参事，就是做好一名人民公仆。要把公仆当好，简单地讲，应该做好“六个三”。第一个“三”是“搞好三个学习：一是学好党的的指导思想，二是学好中国的优良传统，三是学好外国的经验。第二个“三”是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一是正确对待自己，二是正确对待人民群众，三是正确对待政府官员。第三个“三”是要坚持三不：一是不人云亦云，二是不老生常谈，三是不说套话空话。第四个“三”是要强调三真：一是强调建言的真情实意，二是强调建言的真实可靠，三是强调建言的真知灼见。第五个“三”是提倡三性：一是提倡建言的前瞻性，二是提倡建言的战略性，三是提倡建言的全局性。第六个“三”是要抓住三个关注：一是关注实际，二是关注群众，三是关注民生。任玉岭反复讲，这六个“三”的体会是他在十五年的全国政协工作，还有三年的省级政协工作和十年的地方人大的工作也是有个不断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的。最后，他特别强调，在当今既得利益阶层话语权甚大，利益博弈激烈的情况下，要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建言者还需要顶住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攻击，要有一点牺牲精神。正因为任玉岭在参政议政中十分注意做好“六个三”，所以他的很多观点和行为，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认同。他做全国政协常委的十年中有八次担当视察团副团长，还有多次担当考察团组的负责人率团考察，一次以杨汝岱副主席为团长的视察团去云南视察城镇化建设时，任玉岭作为副团长被安排在考察结束时与省长、书记对话。由于任玉对视察情况汇报客观，建议中肯，得到省委书记的充分肯定。另一次去宁夏的水利建设视察团，任玉岭同样作为副团长负责同省长、书记对话时，得到了陈建国书记的高度赞扬。又如，由李蒙副主席带队的一个视察团，一天来到云南长江第一湾的一个学校视察时，发现那里十分艰难，任玉岭作为值班副团长，马上拿出身上仅有的1000元捐给学校，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将军、部长、委员都伸出援助之手，很快1万元的现金和80本字典捐给了这个学校。

此外，他还多次作为胡富国、钮茂生、高占祥、栾恩杰、程连昌等的副手带考察团组到各地考察，他的工作都得到这些领导同志的称赞，并于他们交成了朋友。任玉岭清楚地记得2002 年春节天津发生的一件事。

“玉岭啊，等我病重时，我就把这个喝下。”任玉岭的眼前，晃动着一个身影。他，曾是一位老厂长、老工会主席，是为国家建设付出了青春的老干部。在晚年，他却给自己准备了一瓶敌敌畏。“你是一名老党员，这么做是不对的！”“看不起病啊！吃不起药啊！”朋友老泪纵横。一个老厂长、一个老党员，竟然无助到这种程度，寻常百姓又该如何呢！任玉岭的心痛得揪起来，他立即着手在医疗问题上调研。他的一位朋友，为治一个小感冒花了710元；他的爱人，也是感冒，医院开出830元的药。爱人没按医院开的药买，花13 元在附近的店买点维C 银翘片将感冒治好了。任玉岭发现，看病贵、看病难，很多情况下是一些医院“利”字当头，消极腐败造成的。他迅速写出提案：“降低医药售价改善保健环境”、“遏制医疗腐败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等建言。对此，中央电视台敬一丹、董倩都曾请他到“声音”和“央视论坛”做客，作了进一步的宣传。这后一篇文章还通过《求是》内参，直接放在了中央领导的案头。

“一些医院趋利现象十分严重，病人一入院不管需不需要都先来个大检查，开个大处方还有收红包、拿回扣，导致百姓看病贵、看病难。这已经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是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注。”任玉岭直言不讳。

任玉岭还见到一些医院在给药时，都用大剂量的抗菌素，往往高出需要量2至3倍，如果吃下去，不仅会形成抗药性，而且会伤害身体。百姓为了省钱，生病后，私自买些抗菌素胡乱吃下去。

有的病好了，有的却更加严重。还有的人在饲养家禽的饲料里掺杂大量抗菌素，也间接地伤害了百姓身体。为了制止这种一窝疯的乱用抗菌素，他于2002 年、2003 年两次提出：“加强对抗菌素的使用管理保障人民大众的身体健康”、“关于出台抗菌素药物管理办法需切中时弊的建议”。“我是学微生物的，也做过抗菌素的研究，我了解抗菌素的作用和危害，它虽然可以消灭一些致病的微生物，但也可以导致有些病原微生物发生基因突变。对人则会使免疫力下降，白血球降低。由于抗菌素使用过多、过滥，很多病原菌都出现了抗药群体，使得不少抗菌素失去了应有的功能，造成一些病无药可医，这是十分可怕的。”

此后，任玉岭又写出“医疗改革：重在解决‘贵’和‘难’”，“医疗改革需重视五个转变”等。他关于医疗问题的建议通过政协大会提出并被新华社报道后，全国265家媒体竞相转载。《求是》杂志专门把此问题向中央发了内参。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指出，在突出抓好医疗卫生工作，要著眼于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媒体专访及网友在线交流时，再次表示，我们做了五项工作解决谁来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和谁来使群众能够看得起病、看好病的问题。

责任感让任玉岭看到并说出这些最普遍，也是与百姓自身利益最相关的问题。到基层做调研，任玉岭有三个必看，一看农户、二看学校、三看卫生院。他说，这些地方有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有政府决策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解实情，他常常在随队外出调研时，再自己一个人“离队”到处去走走，按任玉岭的说法就是在“主”调研外，要安排“副”调研，在“大”调研外，安排一些“小”调研。

2008年，任玉岭随全体参事赴浙江的考察团进行房地产调研，途径宁波时有朋友向他反映说，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很多问题，希望他能关注。于是他便白天随大部队考察，晚上在地方政协和商会的帮助下同民营企业家座谈。在宁波如此，到台州、义乌也如此。几个晚间的座谈会下来，他提出了民营企业遇到的“五把刀”。回京后，他除了参与集体对房地产的调查报告的讨论外，又专门写出了个人所作的对民营经济调研的建言，并得到总理批示，引起上面的关注。

2005年，任玉岭随政协一个科技考察团在云南丽江考察科技发展情况的最后一天，地方安排大家到玉龙雪山观光时，任玉岭放弃了登山观光，请地方协助跑到离丽江约100公里的老君山下做教育调研。结果发现四个重要问题，一是当地连电话还没有；二是这里的农民收入一年只有200～300元；三是学校的学生本来应享受免费的课本的，而这里能享受的只有40%，还有很多学生靠教师掏腰包为他们买书本；四是发现学校的危房已达到严重倾斜地步，后墙上顶了十棵树桩而学生还住在这样的危房中。回京后，任玉岭将情况报告了民族宗教委员会，不仅推进了电话的安装和书本的免费，而且他还专门请广东的企业家对这个学校进行资助修建校舍。

还有一件事也体现了任玉岭的工作认真。1989年春，营养学专家于若木请任玉岭协助，在北京召开了发展牛奶产业的讨论会，于若木同志向到会的官员与企业家建议，一定要推动牛奶产业大发展。但在任玉岭离开北京，去北海工作后，于若木同志出现了无奈的尴尬。1997年，于若木同志在北京机场遇上了任玉岭，他对任玉岭说，你走了，牛奶的事没人帮我去推了。任玉岭听到了于老的意见后，转年的政协会议上他又专门提出了“大力发展白色产业（即牛奶）的建议”。先是在广西政协会上搞提案，后是到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发言，当时经济导报、市场经济报、中国生物等同时发表了任玉岭的建言。后来于若木又向江泽民主席提出“重视青年生的身体健康，注意改善营养与喝奶的问题”后，任玉岭参加了全国政协为此组织的调研，再一次对牛奶业的发展进行了推动。此后，我国牛奶业的迅速崛起，与这一次任玉岭协助于若木同志的推动有直接关系。

2004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二届中国现代化讨论会，任玉岭应邀出席并向大会提交了发言稿。这次参会的有100 多人，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共向大会提交文章100多篇。任玉岭的文章报出后，立即得到好评，并被大会全体代表推选为5篇最优秀的论文之一。以后连续4 年，年年如此，他的文章都被评为每年仅有的5篇优秀论文之一。

十几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人民大学、师范大学频频邀请任玉岭到学校作专题演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拟让任玉岭开设一门“社会前沿问题研究”的课程，兹因任玉岭的时间无法保证学生的课程安排，未能落实。四川党校、上海党校、湖南党校、广东党校以及近百个地市和大学都请任玉岭作过报告，内容涉及十分广泛，经济的、生态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管理的、医疗的、房地产的、新农村建设的等等。为了更好推进教育改革，2010 年国家又成立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任玉岭又被国务委员刘延东聘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因此，任玉岭的担子更加繁重了。

多少年来，任玉岭为了工作，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总是以国家大事为重。2005 年全国两会前，在美国的九十六岁的姑姑病倒了，并传来信息，想见任玉岭。而他作为政协常委出国需要向贾庆林主席请假，于是他在办完签证后，准备在会议结束时前往美国，没想到就在3月11日会议结束那天，从美国传来了姑姑去世的噩耗。因此，留下了终身的遗憾。1991年，出国两年多未曾见面的女儿要回北京省亲，希望爸爸能回北京来看她，可忙于工作的任玉岭一直到女儿休假期满，也未能回京与女儿见面。转年同一个女儿经香港辗转到北海去办公，她以为这次该可以见到爸爸了，可惜又因任玉岭在北京开会，仍未能与女儿见面。2006 年，任玉岭因经常写文章得了肩周炎。为了减少疼痛，决定春节期间不再加班写提案。为此，他在家中办公桌前悬上了一个条幅：“天下事了犹未了，何不以不了了之”。但是，他看到众多群众来信，又想到一年来调研中了解到的群众嗷嗷待哺的一些问题，他依然耐不住情感的推动，这年春节除了初一那天到天津看望一下家人外，余下的六天假日，他还是忍着肩周炎的疼痛写下了9个提案和4个大会发言。任玉岭大学毕业至今53 年的工作经历中，使他深刻体会到：当好一个人民公仆并不难，只要能去掉一个“私”字，做到立党为公，就一定能消除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四个危险”，只有“情为民所系”，才能做好“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任玉岭所做的一切，也正是去掉了一个“私”字，并能够把“情为民所系”，放到一切工作的前头。2005 年《中国政协》第九期刊登了京剧大师胡芝风写的《任玉岭印象记》一文。这年春天，根据政协的安排，由任玉岭出任团长，率一批包括杨春霞、刘秀荣、孙毓敏、谭孝曾、张学军、王立军、武季梅、胡芝风、孙萍在内的京剧考察团，赴云南、湖北、陕西、甘肃、宁夏五省区考察京剧。胡芝风曾经是50年代末考入清华工程物理系的高材生，后来又做了梅兰芳的关门弟子和从师周信芳。起初他很担心任玉岭不熟悉京剧，怕这次考察难达目的。但是几天过去后，胡芝风完全改变了对任玉岭的看法。胡芝风在这篇文章中评价任玉岭说，“他待人亲切随和，直爽热善解人”，“他对考察工作认真、细致、踏实和实事求是”，“对他的调研总结，考察团全体团员异口赞成，同声称好”，“他十个手指弹钢琴，废寝忘食的敬业精神，达到惊人地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八个大字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话语在他身上得到深刻的体现。”“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在遥远的战国初期，墨子仰望苍穹大声呼唤。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温家宝总理给国务院参事们题的对联与墨子的呼声交融一体。在任玉岭的书房中，还有一副对联在闪耀着光辉，那是他为自己写的座右铭：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